各位歌迷朋友，看到这篇文章时别忘了去 Cityline 查询——陈奕迅 26 场特别录音演出的第一轮抽签结果已于下午公布，说不定你就是那位幸运儿。

图｜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简单说明：这次系列演出并非传统演唱会，而是与观众一起现场录制唱片的 Live Album 沉浸式体验。

场地设在仅有 1181 个座位的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扣除 10% 内部保留票后，26 场连开可售门票总数仅两万多张，不到 496 万登记申请人的零头。

图｜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

这意味着中签概率可能比在街角咖啡店偶遇陈奕迅本人还低。今天注定是少数人欢喜、多数人失落。

但无论中签与否，这次“抢票”的轻松程度在我人生中绝对名列前茅：花一分钟注册网站、确认邮件，几天后等待抽签结果，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完全不需要像之前抢 The Weeknd 门票那样调好闹钟、沐浴更衣、发动亲友团一起帮忙……

那么，抽签制这种好方法，为什么以前没有推广开来呢？

门票不靠抢，还能怎么买？

用抽签方式分配门票，在国内虽不常见，但并非没有先例。

早在 2016 年，苏打绿《谢天谢地》演唱会就采用实名登记、电脑随机抽签的售票方式，在售票说明中明确表示是为了“杜绝黄牛”；随后几年，久石让与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以及林家谦红馆演唱会，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先登记，后抽签”模式。

图｜林家谦演唱会采用登记抽签形式

至于演唱会之外的大型活动，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以及 2020 年英雄联盟 S10 全球总决赛，也曾尝试过门票公开抽签，执行效果相当不错。

而放眼全球，这套制度在日本早已非常成熟，甚至成为演唱会的主流购票方式——

与国内演唱会通常逐站开放、分别抢票不同，日本的演唱会往往提前公布全部场次，粉丝只需“填报志愿”，即在网站上选择希望观看的场次、每场想购买的座席等级，并将申请按优先级排序，随后等待最终结果：可能一口气中签多个“志愿”，也可能遭遇“调剂”。

图｜e+ 票务平台的“志愿填报”界面

当然，这套机制并不代表绝对公平或无门槛。实际上，它催生了庞大的“官方黄牛”溢价：

粉丝需要支付数千日元的年费加入“粉丝俱乐部”，才能参与首批“粉丝专供票”的抽签；部分抽选中，甚至可以通过付费获得更多抽签轮次或更高中签权重。

但从积极角度看，这些溢价至少合法合理地归主办方、唱片公司和艺人所有，而不是被作为中间商的黄牛赚走。

更不用说，是否愿意加入粉丝俱乐部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歌迷的软门槛，能确保部分门票落入“最想看演出”的人手中。

此外，额外的经济投入只能提高相对中签概率，而不会像抢票制那样，仅凭金钱就能将演唱会私有化。

图｜Weverse 粉丝俱乐部认证

从技术和用户体验角度看，抽签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回想一下，传统的定时抢票本质上是一场由主办方人为制造的 DDoS 攻击——

数百万人在同一秒点击同一个购票按钮，票务平台需要向云服务商采购昂贵的瞬时弹性带宽和负载算力，而这些高昂的基建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票价和服务费中。

即便如此，在热门演出抢票时，绝大多数人看到的只会是卡死的页面、报错、刷新后重新排队的加载框，以及页面加载后显示的灰色售罄按钮。

图｜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就败给了不可名状之力，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挫败了。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重复开头的问题：既然抽签制用户体验更好、服务器压力更小，还能巧妙变相创收，为什么在陈奕迅的演艺学院录音演出之前，我们几乎找不到采用抽签制的“现象级演出”？

抢票制的合理性

抽签制未能全面接管市场，或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抢票制确实有其经济合理性。

用当下流行的“理解所有人”句式来说，作为乐迷我也想要抽签，但作为主办方，我也要让你抢。

站在主办方和票务方的立场，先到先得的秒杀抢票制就是最高效的“印钞机”。

数周后亲临现场看演出的预期、眼看着余票迅速减少而害怕错过机会的预期、转手套利的预期……在精心设计的定时抢票场景中，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动机抢下门票并立即支付。

这样一来，前期投入的场租、舞美、宣传、演职人员等成本可以迅速回笼，而快速售罄的事实，也能为后续巡演加场和赞助招商造足声势。

即使有人付款失败或临时放弃购买，平台也能迅速释放库存，让下一位排队的顾客接手。而等你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并非非看不可时，平台还会告诉你：商品性质特殊，不设退换。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票务生态中还存在获利丰厚的灰色地带。

例如，为了显示对歌迷的公平，演唱会门票定价通常远低于均衡价格，但在二手平台上，最终成交价往往远高于票面价。

中间的差价，便落入了主办方、票务平台和二级市场心照不宣的利益链条中。

2025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北美票务巨头 Ticketmaster 提起诉讼，指控其明知“黄牛”注册大量账户绕过购票限制，却仍允许这些门票在自己的转售平台上以更高价格交易，甚至推出了名为 TradeDesk 的软件帮助票贩子统一管理不同渠道来源的门票。

图｜ABC7 News

反观抽签制，对歌迷来说当然很轻松，但一方的轻松就是另一方的负担——票务方必须预留登记期、清理重复申请、抽出中签者，然后等待他们在付款日决定是否购买；如果中签者日程变化或经济紧张无法兑票，余票还需流入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购票。

在这个过程中，主办方的资金回笼周期会被迫拉长，平台还要维护一套更复杂的票务分配系统。

作为规则制定者，除非艺人方面要求，否则他们确实没有动机去推行多少带点公益性质的抽签制。

图｜酱娱乐

事实上，苏打绿 10 年前的抽签制试验只进行了一场就宣告中止。

根据当年媒体报道，原因正是部分歌迷中签后未付款，导致门票重新释放，而如何分配这批余票，后续又引发了不少争议。

到了 2026 年，陈奕迅的录音演出也不再是纯粹的抽签制，而更像是一种混合制度：今天未售完的门票，将在 11 月 9 日的次轮抽签售票中，面向所有中签者实行先到先得的“抢票式”售票，从而确保门票在两轮售票中全部售出。

AI 时代，淘汰抢票制是大势所趋

说起来，尽管抢票制因种种弊端已成众矢之的，但“抢票”这件事曾一度带有浪漫色彩。

在中国摇滚乐进入商业化早期，“90 现代音乐会”的举办曾让首都体育馆售票厅前排起一里多长的队伍；日本票务公司 e+ 发明互联网抽签预售系统“プレオーダー”（Pre-order）之前，到现场排队买票还是当地死忠乐迷的标志。

图｜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抢一张热门演唱会门票，可能意味着半夜三点顶着星夜、裹着外套去售票窗口排队，和一群不相识的歌迷一起等到天亮。

你可能不认同他们的目标，却依然会被这种热血感动，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灵魂所在。

而这些愿意付出时间的歌迷最终买到票，想必大多数人也是服气的。

在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等人在 1986 年发起的调查中，被问到哪种竞争门票的方式最公平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排队”，然后是“抽签”，最后才是远远落后的“竞价”。

图｜歌迷排队购买 Coldplay 演唱会门票 | 新加坡眼

道理也很简单——在直觉中，排队能很好地衡量付出的意愿，而且我们在时间上的“贫富差距”远小于金钱上的“贫富差距”。

即使进入互联网时代，“抢票”依然是一种“用心”的证明：粉丝可能会提前准备个人信息、调好闹钟、练习手速、确保网络通畅，甚至组织亲朋好友同时作战。

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如果最终真的击败数十万人抢到门票，确实能产生巨大的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或许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因为我们的对手不再是人类了。

也许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多抢票软件正在和我们同场竞技。但只要黑灰产业从业者数量有限，“上科技”还有门槛，那总有一些票能落到普通人手中，抢票就依然是一种可能产生回报的活动。

但今天，AI Agent 和 Vibe Coding 似乎已经消除了技术作弊的门槛。

图｜哪怕是一个毫无技术基础的学生，也可能调用具备电脑操控能力（Computer Use）的 AI Agent 来为自己抢票，或是 Vibe 出一个足以绕开官方风控机制的自动化抢票脚本。

仅仅是最近几个月，GitHub 上就出现了好几个显然由 AI 参与编写的抢票脚本项目。

短期内，票务平台或许还能继续升级检测机制，但从长期看，人们与售票网站交互的方式正在从手动操作转向机器代理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科技大战”的结果，必然是自动化系统取代人工抢票，到这一步，所谓先到先得，已很难再被视为对个人“努力”的奖励。

既然拼手速已失去公平性，为什么不让抽签制和它背后的运气来主宰一切？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期待并欢迎更多的陈奕迅，更多的抽签制演唱会，让我们能坦然接受命运分配的结果。

图｜至于现在，先预祝打开查询页面的你，能看到那句“恭喜您！您已成功在中签登记首轮中被选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爱范儿”（ID：ifanr），作者：彭海星，36氪经授权发布。